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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有时，执法检查组还到地方调研整改工作落实情况。

政策的要求，即在规制风险过程中输入行政政策，从而实现价值衡量和利益平衡。[5] 参见〔德〕阿图尔•考夫曼：《法律获取的程序——一种理性分析》，雷磊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7页。

[23] 行政机关同样很难在规制过程中形成确定的判断。[44] 从上面的特征可以看出，与风险评估机关或机构的工作集中在事实查明不同，风险管理机关的主要任务是适用法律，即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确定和解释法律规范适用的要件，并且最终确定法律效果，这是风险规制的核心环节。但是公开的最大的困难在于，专家在风险评估过程中使用专业的术语、方法和程序，这使得公众理解评估信息十分困难。See Andrew Amelinckx, What You Need To Know About the New GMO Labeling Law （August 8,2016）, available at http://modernfarmer.com/2016/08/gmo-labeling-law/，最后访问时间：2017年5月10日。当风险仅仅为可回避的危险或者不确定的风险时，行政机关就必须补充公共利益的考虑，从而获得判断余地和选择空间，进行效果裁量。

特别需要遵循实质等同原则，即如果对转基因食品各种主要营养成分、主要抗营养物质、毒性物质及过敏性成分等物质的种类与含量进行分析测定，与同类传统食品无差异，则认为两者具有实质等同性，不存在安全性问题：如果无实质等同性，需逐条进行安全性评价。[26]食品风险评估通过科学过程获得了较为确定的结果，为行政机关最终做出决定提供事实基础，从而为行政决定提供正当性和合理性。[6]在城市，独生子女的父母尚未步入老年或刚刚步入老年，该部分人群并未成为现实中的养老服务对象，而当今七、八十岁以上的老人，通常不止一个子女，城市老人养老属于个人负担与社会负担混合性的状态。

此外，我国公办养老服务机构、私营养老服务机构皆未有相应的法律规制，即使有立法层次也很低，同时，我国公立、私营养老服务机构皆未与长期照护保险链接，进入该类机构养老者，皆自行埋单。我国目前养老服务机构独立运行，与服务者之间仅仅是契约式的单纯服务与被服务对价关系，因存在公立与私营两类养老服务机构，存在民政部门监管力度上的差异，该类机构有一定的社会福利性质，但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长期照护保险机构，被服务的老人需要本人或家属全额埋单。注释： * 本文为司法部重点项目基本养老保障实现的法律机制研究（14SFB1007）的阶段性成果。而长期照护保险之保险人及保险业务主管，必然涉及当下之人保、卫生、民政等多个部门。

不论是公立社会福利性养老服务机构，还是私营养老服务机构，所提供的养老服务皆需个人埋单，并未由社会分担风险。早在上世纪60年代，日本颁布实施了《老人福祉法》，建立了以市町村委为依托的健康诊断、健康交谈和健康指导，其目的在于保障高龄者的身心健康。

依据社会法典第四篇、第五篇及第十一篇之规定，各照护保险基金内部设置理事会和行政委员会，其理事会的职责包括：管理照护基金、代理照护基金、向行政委员会报告重要性决定之执行状况、财务状况与预期发展情形、申报义务、联邦与州照护基金任务之履行、与疾病基金医事服务处合作等。不论是公立养老服务机构还是私营养老服务机构，都须符合相应的专业法定标准、经过法定程序遴选而进入法定保险给付特约（定点）范围，与照护保险之保险人签订特约协议或定点协议，成为法定照护保险之辅助人。法律制度必然反映这种历史与文化。（3）倘重度照护需求者自觅适当照护人力，健康保险人得基于其申请而支付其每月四百马克之费用

其理据在于：1）、监察法第15条已明确规定是对下列公职人员和有关人员进行监察。如何理解此条款，关涉监察机关的权力边界和行使权力的程序正当性。实践中还出现因各种原因监委会主任任期未满即改任他职情况，相应的原任监察委员会的辞职程序，新任监察委员会主任的任命程序均需要明确规定。第七、监察法第67条规定，监察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依法给予国家赔偿。

第二，监察机构和监察人员的派驻或者派出中的若干法律问题。按照代议机构自治的一般原理，国外或境外的监察机构一般不把代议机构的议员纳入监察范围，但由于中国5级人大代表绝大多数都是兼职人大代表，如果一刀切地将人大代表排除出监察范围，会使监察范围出现一个大的缺口。

更为值得关注的，乃是各级监察人员，若利用职权实施非法拘禁、刑讯逼供、非法搜查等侵犯公民权利、损害司法公正的犯罪，是否应本着权力制约和相对均衡的原则，交由检察院来立案侦查？ 第十三，按照监察法的规定，监察人员有客观全面收集证据的义务，但并未规定监察机关有向司法机关全面移送证据的义务。监察法第13条规定，派驻或者派出的监察专员根据授权，按照管理权限依法对公职人员进行监督，提出监察建议，依法对公职人员进行调查、处置。

进而言之，是另行单独确定监察赔偿，还是分别参照刑事赔偿和行政赔偿来处理？还有如何合理确定监察赔偿的赔偿范围、赔偿程序？比如因纪委监察合署办公，同时行使职务犯罪调查、执法、执纪等职权，那么在执纪过程中产生的损害，是否得将党的纪委机关列为赔偿义务机关？等等，这些问题均值得研究。本条所列举的人大监督监察委的手段是否包括或者是排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所规定的其他监督手段，比如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特定问题调查、撤职等，监督法与监察法在法适用中的具体位阶关系和衔接都需要具体研究。由于监察改革是一项前所未有的重大改革，因此监察立法的制度设计除了要总结、固化试点经验外，其他有关制度的安排不过是沙盘推演。对财产比较严厉的调查处置措施比如查封、扣押、冻结，对人身严厉限制的留置措施，派驻机构、派出人员是否均不享有相关权限？派驻机构、派出人员如何既能充分履职，完成监察法赋予之使命，又能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尊重不同部门不同领域的运行规律，比如对法院、检察院中公职人员的监察，不妨碍法院、检察院独立行使职权，对大学中有关人员的监察，不妨碍大学的办学自由、学术研究自由，对人大有关公职人员的监察，不动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地位等，这些都亟待在实践中探索总结。另外，监察法第3条规定：各级监察委员会……开展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维护宪法和法律的尊严。本文旨在提出问题并非提出解决问题的药方。

既然该法条将公职人员与其他人员并列，那么立法原意的上其他人员就不是公职人员。第九、检察院、法院的案件管辖通常是以地域管辖为主的原则，而监察机关的案件管辖主要按照与身份级别相适应的属人管辖原则。

两种不同制度进路的表现优劣与否？或许关乎未来相关制度的重新整合与调适。这是一种富有深意的制度竞赛安排。

更进一步而论，第13条所指派驻机构、派出人员的管理权限到底是一级监察委所拥有的12项调查处置权的全部，还是只享有部分权限。包括：（1）县级以上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领导人员，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副主席。

一项全新的改革既要给予其必要的试错空间，又要随时勒紧法律的缰绳，以防止因制度缝隙太大而导致出现结构性的风险。我国现有的国家赔偿包括行政赔偿和刑事司法赔偿两种形式，而监察机关被定位为既不是行政机关，又不是司法机关。具体言之，监察法第十五条所规定的国有企业管理人员、基层群众自治组织中从事管理的人员等就不是真正意义的国家公职人员。如果此条被解读为监察委仅仅依凭反腐败的主观想象，无需个案的客观关联，即可随意启动任何调查，那任何人的权利空间不过是纸糊的篱笆遮挡而已。

这里也并没有提及人大代表。上述两种国家赔偿制度无法与监察赔偿兼容，这需要尽快通过法律解释或者立法修改的方式解决上述矛盾。

第十二、正在审议中的刑事诉讼法修改草案将司法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非法拘禁、刑讯逼供、非法搜查等侵犯公民民主权利、损害司法公正的犯罪的侦查权重新赋予检察院。这里的立法意图是什么？需要有关权威解释机关做出说明。

第五、监察法第8条规定了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的任期限制，即每届任期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任期相同，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第十四、监察法第十八条规定：监察机关行使监督调查职权，有权依法向有关单位和个人了解情况，收集、调取证据。

县级以上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举行会议时，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或者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就监察工作中的有关问题提出询问或者质询。该规定也拓宽了监察的对象范围。当下已经展开的向法院、检察院派驻监察机构活动，如何与司法改革的设计保持良性协调，监察派驻机构如何与法院、检察院的纪律惩戒机构兼容，或者让监察派驻机构很好地嵌入法院、检察院中去，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重大问题。2）、监察法第22条规定对涉嫌行贿犯罪或者共同职务犯罪的涉案人员，监察机关可以依照前款规定采取留置措施。

由此而产生的办案程序衔接问题，比如检察院退回调查，法院要求庭上质证甚至启动非法证据排除，律师要求调取有关被告人（被调查人）有罪无罪、罪重罪轻的全部证据等等，都需要细化的制度规定。但过于原则、粗犷的立法可能因过多的空缺或留白而不能强力指引实践，甚至造成实践的困扰。

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是，监察法并未直接规定共青团、工会、妇联、法学会、律师协会等组织的相关人员是否属于监察对象。第一、监察的对象除了行使国家公权力的公职人员，到底还包括那些人员？按照对监察法的整全解释，笔者认为从理论的逻辑而言，每个中国公民甚至外国人都可能成为监察对象。

3）、监察法第34条第2款规定：被调查人既涉嫌严重职务违法或者职务犯罪的，又涉嫌其他违法犯罪的，一般应当由监察机关为主调查，其他机关予以协助。由于各个具体犯罪的涉案人员因具体案情不同而各有不同，因此监察法第15条规定范围之外的其他人均有可能成为监察对象。